中成药的原料是植物、动物和矿物类药材，属于资源依赖性产品，其生产成本受药材价格的影响非常明显。  
    
    对于引领中药发展方向的创新中药在定价时，不仅要考虑其生产营销成本，还要考虑企业的科技投入，在价格层面给予一定的保护。  
    
    
    
    为解决群众反响强烈的“药品价格虚高”问题，有关部门先后进行了20余次药品降价，取得了一些效果。然而，由于中药和西药在原料来源、生产工艺等方面存在差别，创新药和普通药在科技投入上差别巨大，“一刀切”的降价也导致了许多新的问题，如一些优质低价药品被迫停止生产，个别企业采用品质较差或替代药材投料等。  
    
    对此，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日前向记者表示，中成药价格的制定与调控不要“惟降是从”，而应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、保障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础之上，建立科学合理的定价机制。特别是对那些企业研发的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中药品种，更应谨慎言降，保护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和上市后研究的积极性。  
    
    定价应遵循市场规律  
    
    今年2月以来，由于云南大旱导致产自云南的中药材三七、红花、云木香等200多种中药材价格骤升，这已是近年来中药材价格的又一轮上涨。张伯礼指出，与化学合成药物不同，中成药的原料是植物、动物和矿物类药材，属于资源依赖性产品，其生产成本受药材价格的影响非常明显。  
    
    一方面，随着中医药需求呈爆发性增长，一些受生长环境制约较大的中药材产量相对不足，像冬虫夏草、藏红花等药材资源匮乏；另一方面，水、电、肥及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，导致包括中药材在内的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扬；此外，如果遇上突发疫情，或者是干旱、洪水、霜冻等灾难性气候导致药材减产，价格涨幅更是惊人。  
    
    张伯礼介绍，在药材价格“涨”声不断的同时，我国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，尽管主管部门一再强调必须质量优先、价格合理，但各省市招标采购仍以低价为第一原则，国家基本药物价格几乎都低于国家规定价格。有数据显示，基本药物在各省招标平均降价30%，某些省份平均降幅更是高达50%；中标价低于成本价，企业被迫撤标的现象很普遍，一些名优中药企业的弃标率高达40%~75%。  
    
    “一味的低价招标将会导致许多质优的中成药不能为广大群众服务，违背我国建立基本药物制度的意愿。”张伯礼认为，有关部门应该进一步完善基本药物定价办法和补偿机制，增加定价过程的透明度和科学性，应以大型、优质、代表中药现代化发展方向的企业为供应主渠道，保障人民群众用药的安全、有效、可及。  
    
    给予创新中药价格保护  
    
    近十几年来，我国市场上出现了一些由企业自主研发的创新中药，这些药物在继承传统中医药特色的基础上，吸收了现代科技发展的成果，是中药发展的方向。张伯礼认为，我国中药企业普遍存在生产规模小、产品重复多、技术含量低等问题，因此对于引领中药发展方向的创新中药在定价时，不仅仅要考虑其生产营销成本，还要考虑企业的科技投入，在价格层面给予一定的保护。  
    
    张伯礼认为，创新中药不同于一般传统中药，研发前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，用于弄清药效物质和作用机理，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、安全性及有效性；后期需进行上市后再评价，引导药物的临床合理使用与深入研究。一般来说，国家会对此类药物研发给予引导性的资助，但仍需要企业投入70%以上的配套资金。  
    
    此外，创新中药对药材质量（GAP）、生产过程质控（新版GMP）以及质量标准都有更高的要求，在药物筛选、药理研究、临床评价、上市后再评价及市场推广等方面投入巨大，要承担更高的风险。“如果对于创新中药没有价格层面的保护，一味‘向低价看齐’，势必加剧企业间的无序竞争。那些注重产品研发与质量控制的企业将会走向亏损，丧失创新的动力，最终损害患者的利益，阻碍中药产业的发展。”张伯礼说，落实优质优价，鼓励先进、淘汰落后，符合市场发展规律。对著名企业、著名品牌、著名产品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，以鼓励企业在产品的二次开发及创新中做大做强，让老百姓在吃到“好药”的同时，促进中药品牌企业的创新和发展，不断壮大我国的民族产业。  
    
    张伯礼指出，“十二五”是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，医药卫生工作任务仍然很重，医改必须从国情、国力出发，进一步发挥中医药的优势和特色。中成药价格不仅是与广大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，也是影响医改进程、关乎我国民族医药产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问题。为保证群众用上优质优效、价格合理的中成药，培育中药企业创新能力，促进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，对中成药的科学定价至关重要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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